2021年钢铁行业深度报告

一、美国钢铁行业分析

宏观影响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拉动钢铁繁荣，负担系数反向影响钢铁需求

（1）GDP 正面推动粗钢行业发展，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相关性整体增强

整体来看，美国 GDP 增速经历了前期大幅震荡，中期缓幅波动，90 年代低位平稳运行和 21 世纪以来增长中枢进一 步降低的趋势，四个阶段 GDP 增速的波动幅度与美国粗钢增速的波动幅度大体一致，总体相关系数达到 0.5。分阶 段来看，1930 年至 1959 年，相关系数为 0.46，1960 年至 1989 年，相关系数为 0.74，1990 年至 2000 年，相关系 数达到 0.59，2001 至今相关系数稍有变动，达到 0.65 的强相关水平。

1930 年以后，美国工业化水平稳步推进，美国确定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战争的用钢需求 都有效的刺激钢铁的生产，该阶段 GDP 增速和粗钢产量增速相关性较强。1960 年至 1989 年二战带来的需求红利逐 渐消退，70 年代经济滞胀，钢铁产能过剩，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政府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期间，GDP 增速与粗钢增 速之间的相关性随之减弱。80 年代末及 90 年代加工配送中心与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与钢铁产量相 关系数的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固定资产投资对 GDP 的贡献增强，因此钢铁增速与 GDP 增速的相关性也有所提升。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逐渐转变为钢铁净进口国且表观消费量数据可得，因此我们使用 60 年代以来的粗钢表观 消费量数据进行分析。从消费的角度看，60 年代以来三个阶段粗钢表观消费增速与 GDP 增速之间相关性更强，1963 年至 1989 年，相关性达到 0.74，1990 年至 2000 年，相关性提升至 0.61，2001 年至 2020 年，相关性仍达到 0.64 的水平。整体较粗钢产量增速与 GDP 增速之间的相关性变化趋势一致。

（2）城市化高速发展期对钢铁产量拉动较强，成熟发展阶段相关性减弱

1900 年至 2019 年，根据美国城市化速率的不同，美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00 年至 1958 年处于城 市化加速发展时期，1959 年至 1989 年进入城市郊区化发展阶段，1990 年以来城市化成熟及自我完善阶段。城市化 加速发展时期，美国尚处于钢铁出口国地位，且该阶段与钢铁相关性较强，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采用粗钢产量数据进 行分析。

第一阶段 1900 至 1958 年，城市化高速增长，从 39.6%升至 69.48%，1920 年美国人口突破一亿，城市化率达到 50.9%， 虽然该阶段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城市化增速减慢，但是政府的干预性政策促使美国经济在较快时间内得以恢复。二战爆发后美国城市工业、服务业借战争有所发展，城市繁荣，进一步促升了城市化率。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工业基 础设施建设、住房等都支撑了钢铁需求。

第二阶段 1959 年始到 1989 年，城市化率从 69.47%上升至 75.09%，进入城市郊区化发展阶段，美国地区之间发展 不平衡，人口开始向郊区移动，因此区域之间城市化的协调使对钢铁的需求仍然保持较高水平。1955 年进入工业化 后期，城市化增速有所放缓，该阶段城市化年均增加 0.18 个百分点。1960 年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 70%。此阶段钢铁 产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1973 年达到 13680.2 万吨的阶段最高点，此后开始波动下降。

第三阶段自 1990 年美国工业化基本完成至今，美国城市化率年均增加 0.24 个百分点，2018 年达到 82.26%，进入 城市化成熟稳定发展阶段，城市化建设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用钢需求，但整体上粗钢产量仍然呈现波动下降状态，或因 70 年代以来钢铁产能过剩，加之能源危机等冲击，钢铁行业持续处于买方市场。

总体上，城市化在加速发展时期整体趋势与粗钢产量变动趋势较为接近。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年均增加 0.5 个百分点，粗钢产量复合增速为 4.76%；进入城市郊区化发展阶段，城市化增速放缓，粗钢产量基本处于持平阶 段；城市化建设成熟稳定阶段时期，粗钢产量复合增速降为-1%。同一时期虽然有其他经济因素影响，但是相对而言， 在美国城市化进展较快时期，对产量的影响相对较大。

（3）负担系数反向驱动钢铁表观消费，近 20 年人口抚养比抬升，钢铁消费下降

人口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1967 年至 2019 年，美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和负担系数整体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人口抚养比下降基本伴随着钢铁行业消费需求的提 升，总体上以人口抚养比拐点为依据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钢铁消费端的影响更为明显，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于钢铁行业下游市场例如制造业、建筑业有更直 接和更显著的表现，供给侧对于市场变化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时滞和信息不对称，因此我们采用表观消费量数据与负担 系数进行分析。

1962 年至 1980 年左右，美国负担系数整体平滑下降，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抚养比较低，低龄人口数量上升对住房需求有正向推动作用，该阶段粗钢消费高位浮动。1980 年往后，人口抚养比经历了小幅回升，钢铁表观消费量 较 1962 年至 1980 年呈现持续下降情况。自 1994 年左右，美国经历新一轮人口抚养比的下降，粗钢表观消费在 90 年代呈现小幅回升。进入 21 世纪，美国人口负担系数再次呈现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加强，住房需求下降，消费萎 缩，此阶段粗钢消费同时受到经济危机、钢铁工人大罢工等因素影响，加之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负面推动作用，整体 粗钢消费也呈现下滑趋势。

总体上看，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钢铁需求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口抚养比下降带动的劳动力比重升高，人口红利影响 会使制造业、建筑业需求提高，用钢需求增大。因此负担系数与表观消费量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由于固定资产投 资与粗钢表观消费量有较强正相关，因此整体上负担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较强负相关，但与制造业关系相对较弱。

（4）固定资产投资与美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强相关，80 年代加工中心有正向影响

整体上美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和固定投资增速的变化呈正相关关系。美国粗钢表观消费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间的相 关系数达到 0.53，属于较强相关，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流向大多是钢铁需求较强的基础建设、建筑更新改造等等。

根据粗钢表观消费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相关性，两者关系大概可分为两个部分，1950 年至 1989 年，美国粗钢表 观消费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相关系数大约为 0.49，1990 年至 2020 年，相关系数抬升至 0.69。前期由于美国在 二战中获得的红利，凭借着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等行业在制造业方面领先于全世界，制造业与钢铁需求有着较强的相 关性。

随着制造业的黄金时期结束，80 年代以来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的物流、仓储的发展也推动了用钢需求的抬升，加工 配送中心在该阶段已有较快发展，新建企业建设了大量的加工配送中心，占钢铁发货量的比重 不断飙升。90 年代美国房地产市值连续十年稳步增长，新屋出售增长时期超过以往历史时段，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发 展对固定资产投资与钢铁产量相关系数的提升也有积极贡献。

此外，人口抚养比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负向相关关系，以美国为例，1950 年至 2019 年美国人口抚养比与固定资产投 资的相关系数为-0.64，有较强负相关性。具体来讲，人口抚养比越高意味着劳动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越小，消费 和投资活动乏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人口抚养比降低则意味着高消费、高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上升。

二、日本钢铁行业分析

宏观影响因素：前期快速城市化拉动钢铁景气，后期制造业海外扩张影响钢铁需求

（1）GDP 发展带动钢铁行业繁荣，二战后两者呈现强相关关系

整体来说，日本 GDP 经历了高速增长，增长中枢下移和低位缓速波动的阶段。二战后到 1973 年，日本经济和钢铁工业都迎来发展的高峰期，该阶段 GDP 增速和粗钢产量增速高度相关；此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经济整 体呈现波动趋势，而钢铁行业也进行转型升级和海外转移；2008 年受金融危机冲击，日本钢铁产量下降，GDP 也呈 下行趋势，该阶段日本产业升级和海外转移基本完成，钢铁行业的主要目标是去产能和效率提升。

整体来看，日本粗钢产量增速和 GDP 增速正向强相关，总体相关系数达到 0.62。经济上行时，建筑业、制造业等钢 铁下游行业会迎来发展时期，下游需求会刺激钢铁厂商增加粗钢生产；此外，在经济景气时，钢铁行业本身会吸收一 部分投资，其产量也会增加。特别地，日本 GDP 中约有 1/4 以上的占比为固定资产形成额，而日本粗钢产量的增速 和 GDP 中该部分的增速强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71。

按照三个阶段的发展来看，1956 年至 1973 年，相关系数为 0.69。该阶段日本 GDP 实现高速增长，日本重点发展重 工业，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加，粗钢产量也实现激增，年均复合增速高达 21.97%，固定资产形成额占 GDP 的比例也 从 0.2 增长至 0.35。1974-2007 年，粗钢产量增速和 GDP 增速几乎不相关，该阶段日本政府开始经济结构调整，钢 铁产业进行升级以及汽车业等制造业海外转移，钢铁产量增速受海外钢铁需求影响大，且波动明显。2008 年至今， 相关系数达 0.57，受金融危机影响，该阶段日本钢铁出口趋于收缩，日本 GDP 也呈下降趋势。整体经济的不景气会 直接影响影响钢铁的供给。因此该阶段粗钢产量受经济形势影响大。

（2）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时期，钢铁需求得到有效刺激

1945 年至 2019 年，日本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45 年至 1973 年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1974 年至 2000 年进入城市化低速上升时期，2001 年-2007 年城市化再发展及自我完善阶段，2008 年以后为城市化完成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45 年-1973 年，日本城镇化率从 28%增长到 74%左右，年均提升 1.64 个百分点，粗钢产量的年均复 合增速也高达 21.97%。该阶段日本粗钢产量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相关系数高达 0.71。城镇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导致基 础设施建设空间扩大，从需求侧抬升钢铁产量。特别地，1945 年-1951 年，日本城市化率几近翻倍，但钢铁产量增长有限，这是由于日本受二战战败影响，钢铁行业的投资经历了逐步合理化的过程，因此前期粗钢产量增速有限。第 二阶段为 1974 年-1999 年，日本城市化率提升约 6 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年均增幅仅为 0.25 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趋 缓的背景下，日本粗钢产量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复合增速为-0.87%。

第三阶段为 1999 年后近 10 年，日本推行‘市町村大合并’，城市化水平从 80%增长到 91%，年均提升 1 个百分点 左右，成为全球城市化率之最。期间，日本钢铁产量也呈上升趋势，复合增速约为 2.6%。因此，从日本和美国城市 化的角度可以看出，年均增速在 0.5%以上的城市化率水平会有的在需求端刺激钢铁的供给。

此后，日本城市化处于完成阶段，复合增速约为-0.8%，城市化水平基本维持不变，稳定的城市化水平难以为基础设 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钢铁的产量，而该阶段日本钢铁行业重点提升销量并逐步 降低产能。

（3）低负担系数促进钢铁行业发展；负担系数上升，粗钢产量呈下降趋势

1945 年至 2019 年，日本粗钢产量和负担系数整体呈现负相关关系，人口抚养比下降基本伴随着钢铁行业产量的提升， 总体上以拐点为依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后日本处于战后重建时期，该阶段日本人口抚养比呈现大幅下降趋 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显著提升，这为经济和钢铁行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1973 年-1995 年，负担系数小幅 上升后又呈现下降趋势。此后，日本负担系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抑制消费，进而降低钢铁产量。

1945 年-1973 年，日本粗钢产量和负担系数整体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该阶段日本负担系数下降 15 个百分点，日本粗钢产量的平均增速为 20.6%。日本负担系数整体平滑下降，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力资源相对 丰富，此时日本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此外低龄人口数量上升对住房需求有正向推动作用，该阶段固定投资 形成额的提升，也会扩大粗钢的产能，因此该阶段粗钢产量也会相应的提升。

1974 年-1995 年期间，日本负担系数在小范围内平滑变动，1973 年以后，日本针对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积极提高产 品附加值，推动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在减少本国制造业供给过剩问题的同时，提升了钢铁产品的海外需求（日本粗钢 产量统计口径仅包括日本地区的粗钢产量）。日本钢铁贸易出口在 1990 年后实现迅速增长。因此，该阶段日本钢铁产 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相关性不强。

1995 年以后，日本人口负担系数持续呈现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加强，住房需求下降，日本国民对交通出行的需求 大幅降低，消费萎缩。但 2001 年到 2008 年间，日本钢材总出口量由 2949 万吨迅速拉升至 3692 万吨，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 3.26%。归功于日本的海外生产和钢铁出口，钢铁产量没有明显变化。2010 年日本钢铁出口量下降，但为了 筹备 2021 年的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交通设施新建、修缮活动；此外相关城市的重建计划以及体育设施的 建设会有效拉动国内用钢需求，从而刺激钢铁产量的提升。

总体上看，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会抑制消费水平，对钢铁需求有一定的负作用，进而从需求端影响钢铁的产量；人口抚 养比下降带动的劳动力比重升高，人口红利会降低劳动力成本，会使制造业、建筑业用钢需求扩大，从而刺激钢厂提 升产量。

（4）FAI 与日本粗钢产量强相关，制造业、建筑业为主要影响因素

在二战后重建与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日本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形势向好，也进一步刺激了投资活动，固 定资产投资有效拉动钢铁的供需。1973 年后，经济形势恶化，增长中枢下移，固定资产形成额增速呈现波动下降趋 势，日本钢铁行业也进入漫长的转型时期。

分阶段 来看，1956 年-1977 年，相关系数为 0.75，远高于 1977 年后的相关系数，该阶段日本固定投资增长，带动城市化相 关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的发展，这也是该时间日本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表现，这会有效的从需求端刺激粗钢产量。1977 年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波动幅度较大，后期相对而言波动范围缩小。经济形势向好，投资活动增加，建筑 业会吸纳大量的资金，房屋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建筑业钢材消费的增长，刺激上游钢铁产品的需求，刺激上游 钢厂的生产。

1977 年后，日本国内城市化建设的基本完成，日本也在积极推进钢铁行业转型，寻求海外市场的拓展，此阶段制造 业对粗钢产量影响较大，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形成额增速与日本粗钢产量增速仅呈现弱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28。

（5）制造业与钢铁需求强相关，制造业海外转移有效刺激钢铁需求

1991 年至 2018 年日本粗钢产量增速与制造业产值增速总体呈正向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 0.7。在该阶段两者都出 现大幅度波动。制造业作为钢铁重要下游行业，整体上粗钢产量的增速波动较制造业产值增速波动更大，2008 年受 经济危机影响，日本粗钢产量增速在 2009 年跌至-26.2%，制造业增速跌至-16%，在后续两年中迅速回升，并恢复至 正常水平，以汽车等为代表的制造业的繁荣从需求端刺激钢铁产量。在制造业海外产能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产品附 加值提升的推动之下，以制造业海外扩张为代表的海外投资高速扩张刺激了海外市场对于日本特殊钢材以及制造业产 品的需求，从而影响粗钢的产量。因此该阶段日本粗钢产量增速和制造业增速呈现强相关性。

三、中国钢铁行业分析

1、宏观因素影响：抚养比抬升抑制消费需求，城市化红利透支，去产能正在进行时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2020 年我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 56.7%，不论是钢铁进口或是钢铁出 口我国皆占较高比例，2009 年以来我国保持钢铁出口国地位，至 2020 年重新成为钢铁进口国。因此在与投资相关性 更强的部分，我们主要选取粗钢产量指标进行分析，对于需求端影响更强的指标我们选取粗钢表观消费量进行分析。

（1）GDP：计划经济下与粗钢产量强相关

1953 年至 2019 年中国钢铁产量增速和 GDP 增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53 年至 1978 年，相关系数达 到 0.81，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整体波动幅度较大。“一五”和“二五”计划推动粗钢增速 1959 年达到最高点 73%， 大跃进后产量回落，直至 1965 年调整完成钢铁行业有所恢复。政治环境对于钢铁工业的冲击在 1967 年达到峰值， 钢铁产量增速跌至-33%，70 年代以后钢铁生产受能源危机冲击发生小幅波动。

第二阶段 1978 年起至 1999 年，GDP 增速与中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速呈弱相关，相关系数 0.34，或因 1978 年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但住房市场仍在国家调控下，住房大多靠单位分配， 该阶段房屋建设对钢铁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粗钢产量增速与 GDP 相关性随之削弱。

第三阶段自 2000 年至 2013 年，GDP 增速与粗钢产量增速相关性较上一阶段有所增强，相关系数为 0.44，属于弱相 关。该阶段以经济危机为节点，危机前内外需求推动的出口以及与钢铁需求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了 GDP 的 增长，危机后经济恢复时期，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对需求也产生了有力的正向影响。

第四阶段 2014 年以来，相关系数再次降低，该阶段我国钢铁行业受制于产能过剩问题，政府致力于推动供给侧进结 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增速放缓，经济增长迎来转型，因此粗钢产量增速与 GDP 增速之间的相关性仍 然较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 1978 年的 38.3%提升至 2017 年的 58.8%，40 年 间提升20.5个百分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67.0% 回落至 2017 年的 32.1%，回落 34.9 个百分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消费由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因此 GDP 中消费对钢铁的需求的拉动有限。而进入 21 世纪中国钢铁前期经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自 15 年以来进入钢铁产能过 剩时期，此阶段主要推行去产能措施，相比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钢铁产能过剩时期，GDP 与钢铁产量同比增速相关 性也呈下降趋势。

（2）城市化高速发展助推用钢需求抬升，粗钢供给过剩透支城市化需求

1952 年至 2019 年中国粗钢产量与城市化率发展情况整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 年以前，受国内政治因素和经济环境影响，城市化率较低，增长速度慢，部分年份呈现倒退情况，粗钢产量小幅波动。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至 2000 年，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从 17.92%提升至 36.22%，平均每年增长 0.83 个百分点，粗钢产量复合增速达 6.7%。

第三阶段在进入2000年以后，城市化率进入快速提高阶段，城市化率从2001年的37.09%增长到2020年的63.89%， 年均提升在 1.41 个百分点。城镇数量和规模提高，城市化率的升高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扩大，从需求侧抬升钢铁 产量，结合 20 世纪初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情，粗钢产量复合增速达 10.40%，同时钢铁行业的发展也支撑 了城市化建设。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进入 60%的阶段，基本相当于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及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的城市化进程，美国及 日本在该阶段都经历了城市化的高速稳定发展，钢铁需求旺盛。2019 年我国城市化率突破 60%大关，人均粗钢产量 也突破了 0.7 吨，在我国城市化率 50%-60%的区间内，我国人均粗钢产量约为 0.6-0.7 吨，反观在城市化率 60%-70% 的区间内，美国人均粗钢产量在 0.4-0.6 吨的范围波动，日本人均粗钢产量不超过 0.48 吨，相较之下，中国人均粗钢 产量已远超同等城市化率水平下美国、日本的人均粗钢产量，因此我们认为，我国钢铁目前的供给可能已经透支了未 来城市化继续发展的需求红利。

（3）人口抚养比 21 世纪后拐点出现，抚养比抬升抑制粗钢需求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钢铁消费端的影响更为明显，供给侧对于市场变化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时滞和信息不对称，因此我 们采用表观消费量数据与负担系数进行分析。中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和人口抚养比的关系整体呈现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 系，相关系数达到-0.73，人口抚养比下降基本伴随着钢铁行业消费需求的提升，总体上以拐点为依据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

1967 年至 1978 年左右，负担系数与粗钢表观消费量之间呈现强负相关，相关系数-0.59。负担系数整体呈缓慢下降 趋势，人口抚养比在 70%以上的高位水平，对消费市场的正向刺激有限，钢铁产能同时受制于国内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整体在较低水平波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至 2010 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增强，相关系数达到-0.85，中国经历人口抚养比的不断 下降阶段，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利好条件，高投资、高增长出现，对钢铁需求带来正向影响，而钢铁行业随着 改革开放和转型升级的推进，产量不断提升。

自 2011 年起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老龄化初现苗头，住房需求提升乏力，消费萎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钢 铁行业的需求状况，同时 2014 年以来，清除“地条钢”政策不断推行，含“地条钢”产能的实际产量呈现下滑趋势， 直至 2017 年以后才有所回升。

总体上看，人口抚养比与钢铁需求量的变动呈现出稳定的负相关关系，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削弱了消费水平，对钢铁需 求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口抚养比下降带动的劳动力比重升高，人口红利影响会使制造业、建筑业需求提高，用钢需 求增大。

（4）固定资产投资对粗钢产量总体相关性强，改革开放期间有所减弱

分阶段 来看，1961 年-1977 年，相关系数高达 0.92。该阶段粗钢产量受政策影响较大，此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在实施五年计划，计划经济时，国家宏观调控大量资产投资到工业领域，因此，二者相关性极高。

第二阶段为 1978 年-1999 年，相关系数为 0.26，呈现弱相关关系，1978 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钢铁行业 是较先开放的行业之一，钢铁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制度改革注入活力，实现了钢铁企业产能的提升；该阶 段我国逐渐脱离计划经济体系，探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各类环节的重建，各行业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 投资来支持行业的重建和发展，从而钢铁产量增速和固定资产形成额增速之间仅呈现弱相关关系。

第三阶段为 21 世纪以后，相关系数为 0.64，强相关。该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势向好且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投资活动增加，建筑业会吸纳大量的资金，房屋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钢材消费的增长；此外，城市化发展会刺 激汽车等交通设备的消费，这会导致制造业钢材消费的上升，刺激上游钢铁产品的需求。而制造业生产总值与固定资 本形成额相关系数高于 0.7，呈现极强的相关性，因此，该阶段粗钢产量增速和固定资产形成额的增速呈现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

2、中国钢铁去产能初显成效，城市化、制造业依然对钢铁需求有较强拉动

根据宏观指标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从 1952 年到 2020 年发展过程中，中国粗钢产量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 阶段。

从 1952 年至 1977 年经历了长期的低产值阶段。建国初期，钢铁工业基础薄弱，五年计划和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粗钢 产量有一定的增长，但“大跃进”后和政治影响又使粗钢产量发生倒退，直至 1970 年钢铁工业恢复。由于计划经济 体制的影响，这一阶段固定资产投资与钢铁产量呈现很强的相关关系。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至 1999 年，国内经济环境较为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对于非现代化的钢铁企业 进行了改造和升级，激发了企业活力。此外，该阶段的技术引进也是推动钢铁产量提升的又一因素，1987 年鞍钢等 一批钢铁企业通过外资引进提升了工艺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了产能的进一步增长。该阶段我国的城市化进入快速 发展时期，城市化高速发展带动了钢铁的较强正向需求，人口抚养比保持下降态势，对钢铁的需求量产生了一定程度 的推动作用。

2001 年后，中国粗钢产量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粗钢产量自 2003 年至 2007 年逐步上升，进入工业 化中期，房地产、汽车、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高速增长，复合增速分别达到 22%、20%和 17%。2001 年中国加 入 WTO，面临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倒逼我国钢铁工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竞争力，钢铁出口显著增加，到 2007 年钢铁出口较 1999 增长 17 倍。为缓解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国务院拉动内需的 4 万亿投资再次带来钢铁行业的快 速增长，至 2013 年钢铁产量突破 8 亿吨。该阶段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为钢铁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城市化保 持快速发展，与钢铁需求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2014 年以来，钢铁增速整体平稳，解决供给过剩的工作持续进行。2014 至 2017 年，钢铁产业进入阶段平台期，“去 产能”、“去库存”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2016 年起政府推行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 2017 年，中国共出清“地 条钢”产能 1.4 亿吨。去除“地条钢”产能后，该阶段钢铁行业表观需求由降转升，虽然行业基本摆脱供给的严重过 剩，但是落后产能出清的工作仍在进行，同时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也加快了步伐。此阶段城市化发展依然支撑着用钢 需求，制造业同样对钢铁需求有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