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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方的观点。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美中的贸易逆差问题。美方统计显示：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16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值达到2020亿美元，占美国全球贸易赤字的25%。美方同时指出，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加了81%，美国从中国进口增加了92%，美中贸易逆差增加了95%，而且1990年至2005年末，美中贸易逆差累计已达10000亿美元。美方认为造成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在15%-40%之间(美方指出中国虽然在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政府仍然在控制人民币汇率，人民币至少应升值25%)。
美方指出，造成美中贸易失衡的另一因素是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大量的政府补贴(尤其是对出口型企业的补贴)、各种歧视性的关税减免政策以及外国企业准入限制等。美方认为，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其形式往往非常隐蔽，例如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等。这些补贴大量存在于中国纺织业、钢铁业、石化业、高科技产业、造纸业、机械制造业及有色金属业。
第三个造成美中贸易失衡的因素是由于中国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给中国带来的低成本优势，美方认为中国工人的工作环境缺乏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保证，这使中国的劳动成本非常低廉，从而具有相当强的成本优势。最近，美方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工资相对较高的航空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每小时64美分，远远低于墨西哥的工资水平，同美国更是存在巨大差别。这促使大量的外商在中国投资建厂，生产产品再出口，从而带来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因此，美方认为中国违背了“入世”时的承诺，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工人和各经济体的利益。美方特别指出美中贸易不平衡已造成美国制造业中大量的失业现象，美国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产业转移造成美国国内10万个工作岗位丧失，而1989—2003年间的美中贸易逆差造成美方150万个工作岗位丧失，美方一向认为制造业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安全非常重要，因此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的问题。
(2)中方的观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受到朱总理关注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冯国钊的合作研究成果《对美中贸易的新估算》，以及前外经贸部“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中期展望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新因素——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中期展望》，上述研究成果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归结于进出口统计误差、香港的转口贸易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等。另外，国内学者有关中美贸易摩擦根源的主流观点还有：大选前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是影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认为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争执也是必然的。这类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谐悖论。
其他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赵晓教授的两篇文章《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时期》与《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系统论述了中国国际经济摩擦的形势、特点及其成因。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并将其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既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碰撞轨道期、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的一系列问题。而雷达、于春海认为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无法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释，原因是传统理论在考虑内外均衡关系时主要关注两者之间的总量平衡，而忽视内外均衡的结构性互补关系。他们认为通过考察内部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并结合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结构特征可以看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特征和潜在的互补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贸易摩擦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可以称为协调两国内部结构调整的契机和手段。与此同时，赵建则指出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在于国际间产业结构不相配，并指出各国经济政策及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则是使国内外产业间的矛盾外部化为国际贸易摩擦的关键。
